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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打捞沉船引关注，专家推测：青花瓷应该来自景德镇｜封面头条

封面新闻记者文康林

近日，挪威考古人员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中叶的沉船，打捞出大量瓷器、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国青花瓷不仅数量可观且保存完好。考古人员表示，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这艘沉船的现世，再次生动印证了中国瓷器在18世纪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即便是在欧洲北端，中国瓷器仍是远洋商船的重要货物。

6月5日，针对这艘挪威海域沉船瓷器的性质，以及中国外销瓷的历史脉络、贸易线路与器物差异等问题，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文物修复鉴定师黄松涛等业内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瓷器对外贸易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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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沉船上打捞的中国瓷器。新华社发

专家聚焦挪威沉船

真实身份仍待披露，瓷器或来自景德镇

谈及这艘18世纪沉船的身份，辛礼学指出，目前相关报道尚不清晰，仅提及船只位于水深约600米处，未明确其所属国家或具体身份。由于缺乏对船体和货物的更详细考古资料，他强调“谁的船很重要”，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披露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因而尚无法判定这些瓷器是通过正常贸易，还是其他方式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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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知名历史博主王晓君此前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推测，这些瓷器大概率是外销瓷。“当时广州出口大量瓷器销往欧洲，货物从广州出发，绕过好望角前往北欧。”王晓君认为，“沉没的船只可能走不了这么远的长途航线，可能是北欧小商家进行分销的支线船只。”

在清代，1842年以前，中国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几乎所有外销瓷均经由广州出口，由此催生了“广州十三行”的繁荣。辛礼学介绍，“‘十三行’不仅负责瓷器出口，还涉及象牙雕、漆器、水粉画等多种工艺品的对外贸易，其中瓷器是大宗货物。当时，青花瓷基本都是景德镇烧制的，釉上彩瓷器的坯多在景德镇烧制，运至广州后由‘十三行’进行二次加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广彩瓷再行出口。此次沉船中所见瓷器以花草纹青花瓷为主，器型主要是日用碗盘，应该均是来自景德镇的产品。”

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沉船中的中国瓷器。新华社发

众多水下“时间胶囊”

见证中西方陶瓷贸易三大高峰

水下考古为外销瓷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许多沉船如同“时间胶囊”一般，揭示了不同时期的贸易高峰。比如唐代沉船“黑石号”出水了约6万件瓷器，以长沙窑彩瓷为主，还有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和广东青瓷，体现了“四组合”的外销模式。辛礼学认为，“唐代是中国外销瓷的第一个高峰，这得益于当时中国掌握了水密隔舱大船技术，使大规模运输成为可能。”

到了宋元时期，外销规模进一步扩大，“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等南宋沉船出水的大量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均证实了当时的巨额出口量。明代虽实行海禁，但民间走私活跃，官方也保留了有限的朝贡贸易，如郑和下西洋就带动了朝贡贸易和附属贡贸易往来。辛礼学说：“发掘的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正是海禁制度期间的产物，其巨大的船体和巨量货物证明明代依然存在贸易往来。”

及至清代，尤其在“一口通商”体制下，对外贸易日趋繁盛。诸如南澳一号、碗礁一号、哥德马尔森号等明中晚期至清初的沉船，出水陶瓷数量动辄数万至数十万件，都是这一贸易高峰的见证。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实景。图据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依托海上丝绸之路

阿姆斯特丹成欧洲接收中国瓷关键枢纽

这些外销瓷主要从沿海港口出发，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在历史演变中，唐五代时期以广州、扬州、明州（宁波）为主；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优越的地理与造船优势崛起为重要枢纽，与广州、明州并重；明清时期，广州则在“一口通商”政策下成为海上贸易的核心港口，福建漳州、厦门、德化等地的窑口产品均经此出口，澳门等地也扮演着中转角色。

辛礼学表示，“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已开辟，历经唐宋元明清持续通行，到了唐代后期更成为中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当时，中国能够建造大船，运输大批货物，从而降低了航运成本，瓷器、丝绸、茶叶和铁锅成为主要输出商品。”

其后，外销瓷的线路逐渐发展为至日韩的东线和直达西亚东非及欧洲的南线，明清时期更是新增了经马尼拉至美洲的大帆船贸易，以及绕好望角至欧洲的环球航线。辛礼学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17至18世纪成为欧洲接收中国瓷器的关键枢纽，折射出北欧市场对中国货品的高度需求。

明青花人物故事纹大罐。图据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中国工艺，海外用途”

外销瓷满足客户个性定制

针对外销瓷与国内用瓷的区别，文物修复鉴定师黄松涛表示，“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市场对象不同。”中国本土消费的瓷器主要服务于国人的日常生活、礼仪和审美，器类多为碗、盘、盏、茶酒具、文房器及香炉等。而外销瓷则面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不同市场，需要根据海外买家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审美趣味来生产。

辛礼学补充道，“早期外销瓷以中国主导生产为主，后期逐渐出现了根据海外客户需求的‘来样定制’。特别是高端客户群体推动了个性化设计，例如仿照国外金属器造型制作瓷器，以满足使用者既有的习惯。”他提到了南亚地区宗教场所使用的“军持”（梵语“水瓶”的音译），早期为金属材质，自隋唐时期传入中国后，开始用瓷器仿制并返销原产地。

黄松涛也指出，外销瓷中常出现许多中国传统器用体系里罕见的器形，如咖啡杯、奶壶、啤酒杯、欧洲式汤盆等，以及按照欧洲家族或机构徽章定制的纹章瓷。这些器形是中国工匠根据欧洲银器、陶器、玻璃器的样式仿制出来的，完美诠释了“中国工艺，海外用途”的特点。

此外，外销瓷在当时也存在高中低档之分。辛礼学解释，“高档品如景德镇青白瓷，中低档则多出自福建、广东沿海窑口。虽然外销瓷的总体水平低于国内主流使用瓷器，但当时中国瓷器的出口对国外而言仍是‘降维打击’。”

黄松涛告诉记者：“从目前披露的图片信息来看，这次挪威沉船所见的中国瓷器应该属于普通贸易货，主要还是青花盘、碗一类器物，纹样也多以花卉等中国传统装饰趣味为主。然而，这类图像在当时欧洲人眼中恰恰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意味，依然是欧洲市场非常欢迎的东方奢侈品。”

挪威沉船中的中国瓷器。新华社发

中国瓷器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

重塑世界审美与生活方式

这些大规模外销的中国瓷器，深刻改变了输入地的审美、生活方式与陶瓷产业。辛礼学介绍，“17至18世纪，中国青花瓷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许多贵族家庭以拥有全套中国瓷器为荣，甚至有贵族会特意引导客人参观厨房以展示藏品。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此前使用蕉叶、葵叶为食器，或以土陶、金属器为主的地区，因中国瓷器价格低廉、不易腐蚀且卫生安全，逐步替代了原有器具，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生活品质并改变了其饮食习惯。”

方形凤凰云纹釉砖带有明显的“中国风”。图片来自四川大学博物馆网上展厅截图

同时，外销瓷在输入地也掀起了仿制热潮，如埃及在输入唐三彩后仿制出“埃及三彩”，波斯也仿制出“波斯三彩”和白釉蓝彩陶器，且数量巨大、几可乱真。到了11世纪中期，随着宋代青瓷大量输入，波斯原有的绚丽多彩风格甚至转向了单色中国风。这种影响也是双向的，波斯的密那伊手陶器对中国的赤绘具有影响，其白釉蓝彩陶器、拉斯塔手陶器也分别与中国的青釉瓷器、釉里红有着密切的关系。